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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叙事 / 龚鹏程(7)

时间:2019-04-19 18:37 点击:
对第一点,叶维廉认为:中国现代人正经历著欧美战后同样的苦闷,“情意我”给现代复杂文明的破碎社会压迫得愈来愈厉害,年轻的一辈完全被现有的“道德虚伪”驱逐而走向一种异于常态的心理。但叶氏觉得我们在艺术上

对第一点,叶维廉认为:中国现代人正经历著欧美战后同样的苦闷,“情意我”给现代复杂文明的破碎社会压迫得愈来愈厉害,年轻的一辈完全被现有的“道德虚伪”驱逐而走向一种异于常态的心理。但叶氏觉得我们在艺术上的要求固然要忠实于内心世界,我们并不应放纵感觉奔向极端。感觉奔向极端,亦易于走向疯狂,与现代主义中“艺术至上”的原则大大相违。

其次,叶先生说:我们虽然承认“情意我”的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来源,但我们如果一心想在“情意我”之中发掘财富,我们必须设法避免陷入浪漫主义的泥沼,我们必须注意到感觉只是诗的素材的一部分,诗的素材还包括种种人类高尚的情绪,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从情感的过剩到情感的约束”还是一首好诗的规条。

这样的评述,同样显示了他观念中的现代主义仍是艺术至上的。

当时现代诗之创作,特点也在这儿。因此叶维廉说:“现代诗的好处坏处可能都在这里,那便是把语言的媒介性提升为‘发明性’。从好处说,所有的诗在造意造语的过程中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发明性,没有发明性的诗语容易弛滞,缺乏鲜明和深度。但这种发明性必须以境和意为依归,即所谓‘因境造语’‘因意造语’。一旦诗人过于重视语言,就变成‘因语造境’,而以‘语境’代替‘意境’”。

本来,中国人重“实境”,重视经验衍化的律动,所以纯以语言为诗而不依存物象者极为稀少。这种“文字觑天巧”(韩愈)以“笔补造化天无功”(李贺)的诗,在西方象征派以后大行其道,多语言所造之境,经验反退而为其次了。台湾现代诗人受其影响,因语造境大盛。叶维廉以洛夫《石室之死亡》为例,该诗说:

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叶氏认为此诗完全没有外在现实支持,“目光─石壁─血槽”是主观经验(且是超越常态的心理意识)的外射,故已接近发明性的极致;此虽对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来说,有其独特需要和意义,但这种属于诡奇的境,会落入“语境”,成为一种危机。

六、传统或现代?

由洛夫或叶维廉的言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当年现代诗在美学上寻求突破的意义,也会发现他们对于西方现代主义之理解与选择,其实有其本身之侧重面,并非原汁原味的移植。

洛夫自己即已注意到这个现象,所以他对现代诗“乃横的移植,非纵的继承”之说颇有修正,努力淡化现代诗乃移植之花的印象,说:

凡细心研读过近年来我国现代诗的创作及其理论的人,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即若干重要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倾向。但当我们对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观念、精神特质、及其实验以来的得失成败作过一番剖释后,始了解中国现代诗人并未直接受其影响。我国现代诗人的超现实风格作品并不是在懂得法国超现实主义之后才出现的,更不是在研究过布洛东的《宣言》之后才按照它的理论来创作的,他们最多只是在技巧上受到国际性的广义超现实主义者所诠释、所承认的作品的影响;且由于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国并未做有系统的介绍,这种影响也极为有限。

为何中国人直接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少而风格上却又有接近之处?洛夫解释说是因为我们本身原本就具有超现实的特质:“我的意思是说,中国艺术传统中即隐含著那种飞翔的、超越的、暧昧而飘逸的气质。这种气质─也许就是中国文学中所谓的性灵─正与超现实主义某些精神相吻合;这可能就是中国诗较其他任何国家的诗更富纯粹性的道理”。他这样讲,立刻就将现代诗的移植性转换成继承性了。

怎么继承呢?洛夫从世界观入手,说:“工业革命后,由于科学技术的急速扩展、宗教的改革、以及自我意识的提升,现代人对自然的态度已有极大的改变。近世西洋哲学中的二元论已将亚里斯多德时代‘宇宙为一合谐之秩序’的希腊古典信仰完全否定。存在主义容或指出了人类存在的真相,揭破了人性的疮疤,但沙特的世界却不是人类所企盼的世界。诗人在本质上大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并不企求进入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但仍希望透过现代美学重新回归到人与自然的一元关系”。

这种说法,或许是台湾现代主义最大的吊诡。由批判传统出发,并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现代文学曾企图表现现代意识。但这个现代意识,在洛夫笔下,却转换成一种传统意识。天人裂解、物我对立的世界,也要重新弥合成为天人合一的型态:“中国诗人与自然素来具有一种合谐的关系,我心即宇宙,‘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的,所以诗人能做到虚实相涵,视自然为有情,天地的生机和人的生机在诗中融合无间,而使人的精神藏修悠息其间,获得安顿。这种思想虽不为中国所独专,但确构成了中国诗一种特质。中国诗人所谓‘静观’,正是透过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探索事物本质的最佳方法”。

反现代世界观的现代主义,发展到这步田地,岂非反现代主义了吗?是又不尽然。洛夫以纯粹诗、纯粹经验来解释这种天人和谐关系,重新认证了它与现代主义间的谱系渊源:

“纯粹经验”也是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观念之一,首先美国诗人爱伦坡(E.A.Poe)认为:诗的本质是一种用张力所形成的抒情状态,其效果与音乐相似。诗只有一种纯粹美学上的价值,因而排斥一切的知性,逻辑思维与实用性,这都是属于散文的范围。其后,廿世纪初期法国诗人波特莱尔、马拉美等承袭此一观念而倡象征主义。对他们而言,纯粹就是一种绝对,能产生相当于音乐中形而上的及神秘经验的效果。实际上这种纯粹观念只是一种理论,一种诗的本体论。诗究非音乐,诗必须依恃语言,且须透过意象才能呈现,而语言固然有其暗含的意义,同时也有它本身的意义,也就是字典中的意义,所以语言本身既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是抒情的,也是分析的。我们无法摆脱语言而读诗,故西洋的“纯诗”理论毋宁说只是一种美学观念。……

但中国现代诗人对纯粹经验的追求是受到中国古诗的启发,希望能突破语言本身的有限意义以表现想像经验的无限意义。……

这种高度纯粹的诗固然饱含“张力与冲突”,表现出不可言状的心灵隐秘,甚至可以达到不落言诠,不着纤尘的“禅”境,一则使我们恢复人与自然的冥合关系,一则使我们发现人类经验中为一般人所忽视的事物本质,或如古时柏拉图、近代柏克森所追求的“最终真实”(ultimate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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